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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元］赵孟頫 心经 行书册（局部） 纸本 辽宁省博物馆藏

元代立国不长，帝王崇佛佞佛，历代不能比拟。特殊背景下，元代写经书法独具特色。

祥迈《至元辨伪录》卷四载：“太祖则明诏首班。太宗则试经、造寺、雕补藏经。谷与(即贵由)皇帝则令僧息从，恒诵佛经。蒙哥皇帝则供僧书经，高营宝塔。”按，《至元辨伪录》为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元僧祥迈奉敕所撰，所见元前代君主仅此四代。四代君主对待佛教已然至此，想见后世君主应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此处“蒙哥皇帝供僧书经”可算是元代官方写经的最早记载。元代官方写经所耗财力至巨。从《元史·本纪》中可看到，元代君主组织写经活动所耗资费的具体数目，如：（世祖至元二十七年六月壬申朔）缮写金字《藏经》，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。（仁宗延佑二年二月庚午）给书西天字《维摩经》金三千两。（仁宗延佑二年三月癸未）给金九百两、银百五十两书金字《藏经》。（文宗至顺元年春）遣使赉金千五百两、银五百两，诣杭州书佛经。（文宗至顺元年六月庚子）命河南、湖广、江西、甘肃行省诵《藏经》六百五十部，施钞三万锭。元代官方写经多用“金书”，官方耗费大量黄金，一般都制成金泥代替墨书写，所以称之为“金书”。在《元史·本纪》中多有记载，如：（英宗至治元年三月乙酉）宝集寺金书西番《波若经》成，置大内香殿。（英宗至治三年二月丁亥）敕金书《藏经》二部。（泰定三年二月丙申）敕以金书西番字《藏经》。（文宗天历二年夏四月）诏以泥金畏兀字书《无量寿佛经》千部。（文宗天历二年五月）奎章阁学士院纂修《皇朝经世大典》成，诏以泥金书佛经一藏。（顺帝后至元二年五月）命永明寺写金字经一藏。（顺帝后至元三年十二月丙申），诏写金字《藏经》。

[元］吴镇 心经草书卷（局部）

元代官方参与写经的主题多样，多为奉敕。除上文提到诏奎章阁学士书写外，从其他材料中还可以找出一些被诏至京师写经者，这些被诏写经者，有僧人、儒士、为官者，有的还因此得俸、得官或升官，在《元史》中明确记载的有：至元元年二月，敕选儒士编修国史，译写经书，起馆舍，给俸以赡之。至元庚寅（二十七年），以写经之役，（曾遇）自杭起驿入京。诏孟頫还京师……有旨书金字《藏经》，既成，除集贤直学士、江浙等处儒学提举，迁泰州尹，未上。英宗皇帝诏善书者，赴阙金书大藏经，师（楚石梵琦）在选中，辞叟遂行，既至馆于万宝坊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元代官方所诏写经者多为当时盛传善书之人，虽然都是楷书金字，但从元代书法整体发展来看，这些善书者的书法不可能是经生笔法，而只能是书家笔法。元代官方组织写经的目的主要是为祈福，只要能表恭敬之心感动佛祖，无论其他。只要不草草了事，组织者就会心满意足。

[ 唐］佚名 转轮圣王经（局部）

元代书家写经较少，但还是有的。除赵孟頫外，文献记载非官方组织的写经者有：赵孟頖（字山斋，孟頫兄）。管道升（字仲姬，孟頫妻）。《魏国夫人管氏墓志铭》云：“夫人翰墨词章不学而能，心信佛法，手书《金刚经》至数十卷，以施名山名僧。”赵雍（字仲穆，孟頫子）。《书史会要》云：“公（ 孟頫）尝为幻住庵僧写《金刚经》未半，雍足成之，其联续处人莫能辨，于此见其得家传之秘。”陈自幼。明李日华《六研斋笔记》卷三云：“自幼能书，适南浔姚氏，一意奉佛，有手书《观世音普门品》，赵荣禄题其后。”楚石梵琦，《楚石梵琦语录》载：“少年苦行，锐志禅门，具足烁迦罗心，书写《首楞严》典，一诚注相，十帙奏功。”

元代传世写经书法现见于著录者无几，现传世元代写经寥寥，仅13通；年代跨度大，从至元年间至后至元六年（1340）皆有写经传世。元代传世写经书法有几点需要指出：第一，赵孟頫写经占据一半之多，从侧面反映出收藏界的名家风尚。元代写经绝不仅此，各色人等写经见于著录者多不传，盖因非为名家所作，无多少商业价值，历时既久，散失亡佚在所难免。第二，根据写经材料的不同，大概可推断官方或非官方的性质。这些写经卷大多数为用纸、墨书写，独惟《妙法莲华经》、惠月《华严经》用瓷青纸、金银泥书写，很有可能是官方组织的写经。第三，元代写经，多用楷书，少用行书，而用狂草写者，仅见吴镇草书《心经》，也就是说，书家用狂草书法阐释禅宗经典也是可以的。

传世元人写经中既有能佐证官方写经活动的金、银书经，又有书法家、画家以及僧人的写经作品，虽然数量极少，但却极具价值。

节选自2013年《中国书画》杂志第11期（总第131期）